在许家冲畅想三峡新通道
□ 陈胜乐
在宜昌许家冲的村委会展厅里,我在一张“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效果图”前站了很久。图上线条冷静、精确,在既有三峡船闸的北侧,一条新的双线连续五级船闸劈开山体,港口路大桥、许家冲大桥、华林路大桥三座新桥横跨其间,将这片被工程切割的土地重新缝合。
许家冲,一个在鄂西群山间沉默多年的名字。二十多年前,它是三峡工程的一部分,移民告别故土,老屋沉入水底。如今,历史的车轮再次碾过这片土地。这里要建的,是另一个“三峡”。
这张效果图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和对另一个时代的迎接。这张图,将时间折叠成“过去的三峡、现在的许家冲和未来的新通道”三个生动现场,三重时间在此交汇。
效果图是静态的,但图纸之外的长江是焦灼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自2003年通航以来,已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内河船闸,船舶待闸时间超两百小时。商人们算过一笔账:水运每吨每公里三到五分钱,铁路一毛多,公路则要几毛甚至一块。等上十天半月,也比走陆路划算。
这就是“黄金水道”的悖论:越是黄金,越是拥堵。长江中上游的货物要出海,必须经过三峡这扇门。而门只有两扇,不够用了。
在这张图纸上,大象溪只是一个终点。三峡枢纽新通道下游出口,位于乐天溪镇大象溪检查站附近。这条新航道上游进口在太平溪港北侧,下游出口就在大象溪。我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它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在鄂西崇山峻岭间,一条溪流无声汇入长江。
大象溪不过是一个地理坐标,但它标记的是一条巨龙穿山而出的出口。新通道基于既有两线船闸和升船机,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平行通路。这不是在平地上画线,而是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中劈山造闸,开凿出的土石方堆成一米见方的长条,可绕地球四圈。
它标记了人类工程能力的一个新刻度。当你站在大象溪,想象一艘万吨巨轮从这条人工开凿的山体通道中缓缓驶出,然后汇入长江主航道,那个画面足以让任何一个目睹者感到震撼。这不是自然的造化,而是人的意志在山体上刻下的痕迹,在它身上开出一道口子。
修建三峡枢纽新通道就像是一次“开胸手术”,葛洲坝航运扩能是一次精细的“心脏搭桥”,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扩容,而是在飞行途中更换引擎,是长江航运从“堵”到“畅”的极致体现。
在许家冲的图纸之外,还有两条更隐秘的“水脉”正在群山中延伸。引江补汉工程和引江补汉输水沿线补水工程,前者将太平溪的水穿越近两百公里,注入丹江口水库下游的汉江;后者从三峡库区左岸龙潭溪取水,辐射宜昌、荆门、襄阳三市十四个县。
就在今年6月10日,引江补汉工程取水口围堰合龙。全线主隧洞已累计掘进28公里。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领航号”安全掘进总进尺突破3000米。在地下200多米深处,建设者们昼夜轮班作业。
从都江堰到三峡,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让岷江水分两路:内江灌溉成都平原,外江排洪。“深淘滩、低作堰”六个字,用最朴素的方式解决了水旱问题。李冰父子没有留下一张设计图,但他们留下的治水理念,穿越了整个中华文明史。
三峡工程在长江上筑坝,将江河之力转化为电能,抬升水位、改善航道。两个工程联合取水,引江补汉作为国家水网大动脉,沿线补水工程则化身“区域毛细血管”,是人类对自然的一次大规模重构。
从都江堰到三峡,再到三峡水运新通道,贯穿的是同一种智慧,那就是水可以被引导、被利用、被驯服,但永远不会被征服。每一次治水,都是人类对自身能力的一次重新定义,也是对自然规律的一次重新认识。
三峡水运新通道选择在山体中开路,体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动态平衡的辩证关系:运力不足了,再造一个。如果再造一个还不够,那就再建第三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次次“补课”中被重新定义。
我震撼,不仅仅是因为宏大,还因为时间本身。这些站在图纸前的人,不过是时间中的一个切片。图纸上的线条终将变成山体中的航道,而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未必能亲眼看到万吨巨轮通过大象溪的那个时刻。
我还要说的是,也是很多人根本没想到的,超级工程也有温柔的另一面,加长输水廊道守护中华鲟、江豚,水下开挖时不惊扰水中生灵,智能锚索、电动重卡等新技术的“在场”,让国之重器有了可人的温度。
2026年6月8日上午10时,宜昌市太平溪码头旁。随着机械轰鸣,三百多台机械在先行开挖区一起作业。我从图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挖掘机的长臂在阳光下起落,工程车排成长龙,人的呼喊声被机器的轰鸣淹没。那一刻,长江依然在流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在山体内部,新通道正在一寸寸向前凿进。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112个月,将近10年。当新通道建成时,今天蹒跚学步的孩子已经小学毕业,今天的中年人已添白发,今天的老人也许已经看不到那一天。超级工程从来不属于一代人,它横跨几代人的生命,在时间之上建立秩序。
从图纸上的线条,到山体中的航道;从许家冲的凝视,到大象溪的出口;从三峡的既有船闸,到葛洲坝的新建船闸;从长江的水,到汉江的水,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宏大的图景:人类正在重新安排山河。而安排山河的人,自己也不过是山河的一部分。
许家冲的图纸终将成现实,大象溪将被写入工程史。而长江,这条流淌了千万年的大河,将在人类的智慧与意志中,获得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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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融入骨血的乡情
□ 黄金辉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凭什么认出故乡人?就凭那交谈中透出的方言土话。
方言,是镌刻在岁月里的乡音,是融入骨血、此生难忘的乡情。
方言是孩提时代最清甜的童谣。乡村的孩子,都是伴着软糯鲜活的乡音歌谣长大的。在我的老家,最耳熟能详的童谣,恐怕便是代代传唱的《月亮粑粑》:
“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洗菜,肚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装香,肚里坐个姑娘。姑娘出来绣花,绣个糍粑。糍粑跌到井里,变个蛤蟆。蛤蟆伸脚,变个喜鹊。喜鹊上树,变个斑鸠。斑鸠子咕咕咕,伢崽呷豆腐。豆腐一把渣,伢崽吃粑粑。粑粑一把壳,伢崽吃菱角。菱角溜溜尖,伢崽上哒天……”
一字一句,没有雕琢的辞藻,却鲜活生动,伴着月光,萦绕在每个孩子的童年时光。
褪去稚气,奔赴热烈,方言便化作田野间婉转悠扬的山歌。以下这首湘鄂乡间广为流传的山歌,已成为一代代人青春里最鲜活的乡音记忆——
“郎在外面喊山歌,姐在屋里织绫罗……娘骂女呀,你这个小妖婆,你为何绫罗不织听山歌?”
“叫声妈妈,你莫骂我,你年轻时候也爱听山歌。你不听山歌,哪有我?我不听山歌,哪有外孙伢子喊你做外婆?”
直白热烈的山歌,挣脱了束缚,坦荡又真挚,道尽了旧时乡村儿女的纯粹情愫。
乡音岁岁相伴,从懵懂童年,到炽热青年,一路奔赴匆匆流年,终究沉淀在老年时光。如今,闲来无事,我常以乡情入诗,自家书写,将满腔热爱凝于笔墨纸砚之间:“乡情鸢尾线,到老梦魂牵。树树钻天笔,田田漱玉笺。驱鱼磨黑墨,盖印倩红莲。”
句句都是乡愁,字字链接乡缘。岁月磨平了棱角,改变了容貌,却始终改不掉刻在骨子里的乡音。
老家有一种古老的习俗:孩子出生后,会将脱离母体的胎盘与脐带,悉心装进土陶罐中,乡音称为“胞衣罐子”,要把它丢进河水或沟渠里,以此郑重地表明:这里,是你的出生地,是你的老家,是你丢“胞衣罐子”的地方。
年岁渐老,走过万水千山,最牵挂的,始终却是当年丢“胞衣罐子”的那一方水土,是生养自己的故乡家园,是血脉相连的父母双亲、兄弟姐妹,是嬉笑打闹的儿时玩伴、同窗挚友,是他们口中纯正地道、熟悉亲切的方言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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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古典正在生命的内部起身
——重读李修文的《诗来见我》
□ 叶李
今天,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引发了不少作家在写作中的“古典转向”——重读、新解古典诗词,或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启示,或从中“开发”安顿现代人身心的智慧。不过,古典诗词如何超越“文化遗产”“文化标识”而作为生命要紧处的启示,真正进入到当代人的生命处境当中,传统文化如何摆脱单纯的“符号化”呈现,长久地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行箧,并在我们辗转命途之时给予深刻的精神关照,仍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文化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修文的散文集《诗来见我》,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创作实践,仍有重读的必要。
《诗来见我》不是在现代与古典之间划出界标,以现代人区隔性的眼光和解法来阐释古典诗意、诗情、诗学的作品,作者所做的就是打破所有的界限;当古典的诗篇和词句在我们的舌尖、心尖滚动之时,就是作者确证他自己、“我”与有名的、无名的诗人“以命过命”的时刻,就是“我”思接千载、情通古人的时刻。
《诗来见我》以个人的情感命运涵容古典诗句的内在生命气息,把古典诗人和今日之凡人、苦人、内心充满焦灼感和撕裂感的“落魄文人”的生命处境进行互文式处理。所谓“诗来见我”,乃是这些散文所循的写作路径为“以我化诗”。作家带着灼热的生命体温,赤诚地袒露自身的困境与创伤,义无反顾地奔赴诗词中的山河与人心;今人与古人、“我”与诗由此相遇,彼此映照,明心见性。写作者在奔赴命运的途中遭遇的诗词,其实就是其自身生命处境的写照,也是他面对此种生命境遇的精神反应的表达。“诗来见我”向世人有力地显示了“我”的灵魂与古典诗词是黏连的。更确切地说,作者相信,对于更广大的人群,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古典诗人的生命体验以及他们的诗歌都能通向我们灵魂的深处。
作家在文本里最常见的做法是,记叙“我”作为一个在写作与个人生活层面遭遇挫败,或者说有强烈挫败感的“文人”为谋生、安身而红尘辗转的生活片段、生命场景,而这样的时刻通常伴随精神情感上的振荡,然后因为偶然的相遇或种种机缘,同样困限于人生羁旅、生命泥淖中的那些“无名之辈”的生命境遇楔入到“我”的故事里。《救风尘》一篇里,韦应物的风尘之苦,与“我”和“我”的故人、“我”所遇见的无名众生的人生风霜彼此映现。诗人走下古典中国的神龛,步入今人的浮世沉哀并卷入其心灵风暴之中,却并不充当拯救者,而是与“我”、与众生一道,共同领受命运的考验。韦应物的诗歌在“救风尘”的意义上,向诗人自身和“我”重新敞开。古诗中的人生顿挫、情感漩流与生命创伤,皆与“我”的经验互为注解。韦应物不仅仅是古典诗人,更是在当下的生命情境中被复活的一个对话者、一个嵌入“我”的命运之中的故人,“于我而言,韦应物的诗从来就不在遭际之外,他所写之一树一雁,全都近在眼前和身边”。不独《救风尘》如此,《枕杜记》《遣悲怀》《犹在笼中》等等,莫不如此。诗人与他们的诗句脱离了古典中国的知识情境与文化范式,在“我”与无数无名氏的命运的四季与心灵的风景里重生。
李修文无意于追求“元诗”,他乐此不疲的事情是尽可能地利用散文写作策略上的“灵活性”、散文结构上的弹性,无拘地勘测文体边界,探索表达上的新的可能,虚实相生,古调今调混弹,“在表达的多样性上自由弄笔”,把古诗从“知识”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把古典诗人从“文化标本”还原为与今人生命气息相通的“人”。这种富有创造力的写作使诗人与诗句重新成为当代人的生命的一部分——能够继续生长的那一部分。作者对于古人、今人都怀有热烈的情感,力图凭借文字的神力,让沉潜于诗词中的生命在今人的魂魄血肉里落地生根。他打破文学史的正典谱系,不以文学经典的标准去遴选而以生命情境的触发来召唤诗句,将其接引到今人的精神天地中。
古诗在《诗来见我》中,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一种知识形态、中国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不如说它是生命性的。在散文中不断穿插、密织于叙事与抒情之中的陶渊明、韦应物、杜甫等人的诗句,串联起的并非“诗史”,而是“我”的“生命史”“心灵史”,古典时刻是一个生命时刻,过去具备永恒的意义——它重新回到我们的存在之中,“交织在我们的内部,深切而美丽”。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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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 请你告诉我
□ 谢海红
老地,维族汉子,是我大学一个宿舍的同学,高我两届。
当年新疆班的学生需读两年预科,汉语合格后再学习大学正常课程,班级成绩排名前三即可奖励分插到汉族学生宿舍住宿,以便更直接地交流学习。老地为此一直很自豪。
老地,全名地里夏提·穆罕卖提。搬到宿舍的第一天,老地自我介绍说了全名,他用生硬的汉语说,如果大家记不住他的全名,就叫他老地,不是老弟。
老地身高一米八,身材匀称,潇洒帅气,看上去更像欧洲白种人。他非常注意形象,出门时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光瓦亮,金黄的头发梳偏分朝后,对我说:“老谢,我帅吧!” 我没有一丝犹豫地回应他:“帅,真帅,老地真帅。”
老地学习很用功,那时学习条件有限,自习得去图书馆或教室抢座位,老地就是那种抢座位的高手。我总觉得他那高大个去抢座位很滑稽,他不以为意,每抢到座位都总能高兴大半天。
如果老师讲的没听懂,老地就会有些烦躁。一边嘴里嘟囔抱怨,一边老老实实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他就找我,我能帮他解答大多数。我说:“老地,你是班上最刻苦的吧?”他笑得合不拢嘴:“不是,我才不刻苦,我聪明,我脑袋好使。”
课余时间,老地参与我们最多的活动是打扑克,当时流行打拱猪和拖拉机,老地经常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但散场后出去转一圈回来,大家又和好如初,老地还是乐呵呵的。
毕业后,老地在乌鲁木齐找了份专业对口的工作。我到乌鲁木齐出差,他热情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房子不大,但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装饰让我耳目一新。老地的爱人一个人闷声在厨房做菜揉面,没有一起用餐,而是负责一道接一道地上菜,多到根本吃不完。老地陪我在客厅茶几上小酌,他半斤我二两,我醉了他半醉。
他还带我去逛二道桥小商品市场,给我当翻译。我们俩在路边一起吃红柳枝串的羊肉串,喝大锅熬制的羊骨汤。
毫不夸张地说,我对乌鲁木齐的记忆,一半都和老地有关。
单位有一次派他到武汉出差,他和学生时代一样,穿着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掩饰不住那一份拘谨害羞。我带他去吃东来顺涮羊肉,去江汉关江滩散步,去吃中南民族大学的清真食堂。当时我身体状况不太好,遗憾没能陪他喝点小酒。
2015年我离开武汉,辗转在大别山和武陵山工作,和老地联系逐渐少了。2023年我们尚用微信彼此问候,2024年却断了音讯。
今年7月,我试图通过朋友查找老地的联系方式,却得知,他已于2024年去世。那天,我彻夜不眠,悲伤的情绪挥之不去。
老地和我一样,看似开朗,实则忧郁。我们彼此鼓励,从不言弃,我们都一直在努力,向前奔跑。如今我带着一身的伤尚在挣扎前行,老地却停下了脚步,不再给我任何回应。老地,你不是很帅吗?你不是很聪明吗?你曾经说过我是你最好的朋友,而我在你走了两年后才得知,这怎能称得上朋友二字?
老地,请你告诉我,天国那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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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苑
在昭君原野遇见你
□ 张春晓
昭君原野,或许是苍天不慎
遗落在高山的一片旷野
如今,不见内心的荒凉
时间与空间,被捏在一根
铁轨上,不再疏远
在那里,我不会再写那些
汗流浃背的诗歌
要写就写,如何让网球落在
诗中,让一片雪花
从滑雪场飞进我的梦里
三伏的风,披在你我的身上
凉透了一声声惊叹
一座古庙刻进木板,钉在茶盐古道
远行的你,可曾记得?
不确定的荔枝
□ 龙鸣
刚才在树上。现在在马背上
等下城门打开。等下在贵妃的果盘里
刚才披着红纱。现在是莹白的肉体
等下是坚定的心脏
刚才是甜的。现在是酸的
等下是苦涩的
刚才在华清池里。现在在马嵬坡上
等下埋进泥土里
荔枝,不在乎成为红颜祸水
荔枝,留下了她干净的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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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一湖话友谅
□ 张昆仑
那一脉矮矮的土丘,便是黄蓬山了。外地友人笑出声来:“这也是山?”我不语。下了车,沿缓坡向上走去。
山上没有古木参天,也无怪石嶙峋,只有些寻常的樟树和构树,在江汉平原湿润的空气里疯长。树荫间,隐约能看见山下那些错落有致的农舍,前后围着菜地,俨然一副殷实村庄的模样。
这是洪湖境内称作“黄蓬山”的地方。说是山,其实只是一个隆起于平野之上的土丘,海拔不过数十米。可在这一望无际的江汉平原上,这样一个土丘,就已经是“山”了。而六百多年前,就是从这个不起眼的小土丘脚下,走出了那个让元廷震恐、让朱元璋寝食难安的陈友谅。
《明史·陈友谅传》记载:“陈友谅,沔阳渔家子也。本谢氏,祖赘于陈,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有术者相其先世墓地,曰法当贵,友谅心窃喜。尝为县小吏,非其好也。”他有文化,能读会写;有武艺,膂力过人;有一个体制内的职位,却“非其好”。黄蓬山太小了,盛不下他那份野心。洪湖太小了,他需要更大的水,更险的浪。
至正十一年(1351年),徐寿辉在蕲州举起义旗,陈友谅慨然往从之。从文书做起,很快脱颖而出。他驰骋战场,攻安庆、取瑞州、下赣州,数年之间,占有湖广、江西及安徽的大片土地。“当是时,江以南惟友谅兵最强”,从黄蓬山脚下的渔家少年到一代枭雄,他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这片土地教会他的是撒网和收网,是趁浑水摸鱼,是在风浪里如何保全自己。这些生存智慧,放在乱世初起的草莽阶段,足够用了。可一旦坐到权力的至高处,需要的就不再是渔夫的狡黠,而是政治家的胸襟。
遗憾的是,陈友谅没有完成这个蜕变。至正十七年(1357年),恩主倪文俊谋逆未遂,仓皇投奔旧部陈友谅。友谅“乘衅杀文俊,并其军,自称平章”。“乘衅”,趁人之危;杀恩人;自封官职。简短的记载,写尽了一个渔夫式机会主义者的全部底色。此后他杀徐寿辉、杀赵普胜,每一步都精准狠辣。杀徐寿辉后“将士皆离心”。赵普胜死后,朱元璋喜道:“友谅杀普胜,即生衅于我矣。”
自断臂膀之日,便是对手胜券在握之时。可陈友谅浑然不觉。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以为铁腕就是铁打的江山。鄱阳湖决战,他坐拥六十万大军却不直捣金陵,反而屯兵洪都城下八十五日,这个致命错误,幕僚中难道无人看出?可谁敢在“雄猜”的帝王面前讲一句真话?
朱元璋直言:“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使其持重有谋,吾亦不能取之。”这是敌手的评价,因此格外诛心。
我在黄蓬山上走着,不觉已到了丘顶。向北望,洪湖烟波浩渺;向南眺,长江如带,隐入苍茫。平原太大了,大到让人生出渺小感。而脚下的土丘,太小了,小到像一粒尘埃。可就是这一粒尘埃,曾经是陈友谅的全部世界。
他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熟悉水,然而他最终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从这片平静的水域出发,以为天下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洪湖,自己还是那个技高一筹的渔夫。可他忘了,渔夫撒网是为了收网,而他撒出去的网,因那些被他杀掉、寒心、逼走的将士,再也收不回来了。
从黄蓬山出发,驱车向武昌方向行驶,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曾几次去蛇山南麓看过陈友谅墓(一说衣冠冢)。那冢很不起眼,隐在一片杂树丛中。相传当年朱元璋曾为该墓题写“人修天定”四个大字。
从黄蓬山的湖泽到蛇山的孤坟,这条路,陈友谅走了四十四年。他以渔民的质朴出发,以“略通文义”的聪慧起步,以“膂力过人”的勇猛崛起,却最终迷失在权力的迷宫里。
我忽然想,如果当年那个渔家少年没有走出黄蓬山,他大概会在洪湖上打一辈子鱼,终老田园。可那样,他就不是陈友谅了。《明史》里的“非其好”三个字,早已道出他全部的性格密码。他的悲剧不在于走出了黄蓬山,而在于走出之后,忘记了自己的来路。
下山时,问起陈友谅,一位大爷摆摆手说:“晓得这个人,汉王嘛,死了几百年了。除了一些传说,什么都没留下。”
是啊,什么都没留下。当年“几天下半”的大汉皇帝,在他出生的土地上,连一块瓦片都没有留下。只有这座叫“山”的土丘,还替他守着那个渔家少年最初的梦。
人修天定。修了一生,定于一刻。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蓬山虽小,却比任何一座高山都更值得后人寻访。因为在这里,能看到一个王朝的起点,也能看到一个悲剧的伏笔。那支在鄱阳湖上穿透陈友谅头颅的流矢,不过是为早已写定的命运画上最后一个句号。而句号的第一笔,就在这座叫“山”的小土丘下,悄然落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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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云深》(中国画)
施江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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