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救狐狸”爆火是网络文化的一次典型显影——
大众表达通过再传播不断生长出新层次
沈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
■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最先抓住人的，往往不是完整意义，而是意义突然拐弯时产生的认知震颤。人们不是先被道理吸引，而是先被反差击中；不是先因为深刻而停留，而是先因为意外而驻足。
■“万物皆可套用”并不是创意衰退的表现，它更像是网络时代内容逻辑的一次显性化。越是格式稳定的东西，越容易形成大规模参与；越是开放接口式的东西，越容易在多主体参与下爆发性生长。
■广大网友愿意投入这类创作，绝不只是因为“好玩”。“好玩”只是入口，真正的深层动力，是表达欲、可见性需求、群体归属、低风险发声和即时反馈共同构成的社会心理复合体。
■基于人机协同的网络内容创作，对新大众文艺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可以让更多人拥有发声能力，让更多生活经验进入文艺系统，让更多作品在传播中持续生长。
“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最近一段时间，一支AI生成的邵氏武侠风格短片《雪山救狐狸》引爆全网。
一个“狐仙报恩”的传统戏码，却因“我不是狐狸，我是那只酱板鸭”的无厘头反转而彻底颠覆。随后，网友们脑洞大开，将狐狸替换为雪山、豆汁、细菌等，接力改编幽默剧情，衍生出万物皆可复仇的二创狂潮，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50亿次。
为什么越荒诞越能扩散？为什么网友愿意广泛参与？这类现象对新大众文艺有何启发性？我们特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人工智能学院沈阳教授来解读。
荒诞梗不是简单的“胡闹文化”
人们不是先被道理吸引，而是先被反差击中
记者：为什么“雪山救狐狸”这样的梗，能引发这么广泛的扩散？
沈阳：在今天的网络空间里，一个内容走红，越来越不像一篇文章被阅读，更像一个火种被接力；一个梗的诞生，也越来越不像单个作者的创意闪现，而像无数用户共同参与的一场接龙。
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像一条主干明确的大河，那么今天的网络文化则像一片不断改道的水网。过去，少数机构负责决定什么值得被看见；今天，更多是无数个普通用户通过模仿、拼接、续写和戏仿，决定什么能够被持续看见。正因如此，“雪山救狐狸”不是一个偶然的轻佻笑料，而是AI时代网络文化的一次典型显影，是大众表达欲、平台分发与技术降门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注意力稀缺的时代，最先抓住人的，往往不是完整意义，而是意义突然拐弯时产生的认知震颤。人们不是先被道理吸引，而是先被反差击中；不是先因为深刻而停留，而是先因为意外而驻足。
“雪山救狐狸”这类内容的传播优势，就在于它把“熟悉”与“错位”精准绑在一起。雪山、报恩、相遇、宿命、回返，这些元素本来都属于高度传统、极易识别的叙事母题；可一旦叙事突然从庄重滑向荒诞，从深情翻到离谱，从“狐狸报恩”变成“酱板鸭复仇”，受众就会在瞬间体验到双重刺激：一方面是“我看懂了”的进入感，另一方面是“怎么会这样”的惊奇感。前者负责降低理解成本，后者负责制造转发冲动。一个梗一旦同时具备这两种力量，它就不再只是内容，而会变成社交传播中的高势能装置。
荒诞之所以有传播力，还因为它特别适合充当情绪的缓冲层。很多人在现实中承受的是高度复杂、难以言尽，却又不便直接诉说的压力，于是他们会天然偏好那些能够绕开严肃表述，却仍能传递情绪的形式。荒诞不是对现实的放弃，荒诞往往是对现实的侧写。夸张、错位、反转和无厘头，并不意味着内容失去意义，恰恰相反，它们常常是现代人处理复杂感受的一种方式。现实越沉重，语言越可能借助轻盈的外壳进入公共空间；情绪越难以正面陈述，就越容易以戏仿和异化的方式获得流通资格。
荒诞梗还具有一种特殊的“低解释门槛”。真正跑得远的内容，不一定是信息量最大的内容，而往往是最容易被二次复述的内容。复杂的观点很难在社交平台被完整转运，但一句荒诞台词、一个反常设定、一个足够上头的情节转折，却可以迅速被压缩成口头禅、截图、短视频切片和二创模板。人们传播的不是一个完整故事，而是一个足以唤起共同记忆的触发器。能被反复提取的，不是细节；能持续流通的，往往是高度压缩后的符号。
荒诞梗从来不是简单的“胡闹文化”。它是当代传播环境中一种高压缩、高反差、高可复述的表达机制。它表面松散，内里却高度适配平台节奏；它看似无意义，实则擅长承载集体情绪。荒诞并非意义的废墟，荒诞常常是意义绕开正门之后的曲线入场。越是无法用正统语汇快速言明的东西，越容易借助荒诞找到自己的流通路径。
越是开放接口式的东西
越容易在多主体参与下爆发性生长
记者：这种“万物皆可套用”的叙事模式，反映了当前网络内容生产与传播中怎样的结构性特征？
沈阳：最值得重视的地方，不是它让人发笑，而是它说明内容生产的基本单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最有价值的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今天，最有扩散力的往往是一套可供他人接续的结构。
换句话说，网络传播正在从“成品逻辑”转向“母版逻辑”。谁先做出一个完整文本，未必最有影响力；谁先提供一个便于复制、便于替换、便于再生长的叙事外壳，谁就更有可能获得持续的传播红利。
这意味着，梗不再只是梗，而是越来越像一种传播协议。所谓协议，就是它不要求每个人说同样的话，却要求每个人都能接入同一种格式。人物、场景、口音、地域、行业等都可以换，甚至价值指向也可以换，但只要句式、节奏、反转方式和情绪基调保留，新的版本就仍然能被识别为“同一个梗”。“万物皆可套用”的叙事模式，把文本从封闭对象改造成开放接口，让传播不再依赖单次生产，而依赖持续接力。
因此，“万物皆可套用”并不是创意衰退的表现，它更像是网络时代内容逻辑的一次显性化。越是格式稳定的东西，越容易形成大规模参与；越是开放接口式的东西，越容易在多主体参与下爆发性生长。
在现代网络传播环境中，真正有生命力的内容，不只是能被观看的内容，更是能被接续的内容；不只是能被记住的文本，更是能被无数人带着各自处境重新说一遍的结构。
“好玩”只是入口
真正的深层动力是表达欲、可见性需求等
记者：从“笔画保卫战”到“楚汉争霸”，再到“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为什么广大网友愿意参与这类创作？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是什么？
沈阳：网友愿意参与这类创作，首先是因为它把表达从一种高门槛能力，变成了一种低成本动作。不是每个人都能写长文、做评论、讲理论，但几乎每个人都能接一个梗、改一句台词、配一个版本、做一次戏仿。
表达方式一旦从“系统论述”变成“轻量出手”，参与人数就会成倍增长。很多人并非没有想法，而是没有适合自己进入公共空间的方式。梗文化的流行，本质上就是为大量普通人提供了一种负担得起的发声渠道。
更重要的是，这类创作提供了一种“低风险表达”的心理安全区。在现实社会中，很多意见表达都伴随身份暴露、立场对抗和情绪消耗，而在梗的框架里，个体可以借助玩笑、模仿和戏仿等方式完成态度释放，却不必承担正面冲突的全部压力。人们并不是不愿表达，而是更愿意在可回旋、可撤退、可模糊的语境中表达。
梗之所以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像一层柔软的保护膜，让严肃情绪可以穿着轻松外套进入公共场域。看似在开玩笑，实则在试探边界；看似在调侃，实则在传递立场。
这类参与还满足了现代社会中极其强烈的“被看见”需求。数字平台时代，个体存在感越来越依赖可视化痕迹来确认。一个人接住同一个梗、做出一个新版本、写出一个被转发的评论，本质上都是在群体空间里留下自己的签名。人们参与，不只是为了获得笑点，更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未在信息洪流中消失，自己仍然能够被看见、被接住、被回应。
常州的“笔画保卫战”、徐州与宿迁被包装为“楚汉争霸”，之所以能激发大量网友参与，是因为这类表达把严肃的地域认同转化为轻松的象征性竞赛。网友并非真的要打赢一场现实战争，他们参与的是一场安全的、戏剧化的、可供围观的身份演出。地域情感在这里被重新包装成笑料，历史记忆被重新加工成段子，城市个性则借助夸张修辞完成自我展示。表面上大家在斗图、斗梗、斗设定，实质上是在通过象征性对抗重新解读“我们是谁”。认同并不总在庄重时刻被建立，认同常常是在嬉笑时刻被重新确立。
广大网友愿意投入这类创作，绝不只是因为“好玩”。“好玩”只是入口，真正的深层动力，是表达欲、可见性需求、群体归属、低风险发声和即时反馈共同构成的社会心理复合体。梗文化之所以顽强，不在于它总能制造笑声，而在于它总能给普通人一种感觉：我不是局外人，我也能把自己的情绪、身份与判断，嵌进这场公共叙事之中。
文化繁荣不再单靠宏大命题驱动
也可以由无数生活细节共同托举
记者：基于人机协同的网络内容创作，对繁荣和发展新大众文艺有何促进作用？
沈阳：人机协同对于发展新大众文艺的推动作用，不在于产量增加，而在于文化发声权开始向更广阔的社会底部流动。
文艺过去往往被理解为专业机构、专业作者和专业渠道共同完成的体系性活动，而在今天，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地方性的细碎感受、职业群体的微观叙述，正在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视野。AI让这种进入变得更容易，不是因为它代替了生活，而是因为它缩短了生活抵达表达的路径。很多过去只能停留在私人感受层面的片段，如今都可以被迅速加工成可看、可传、可议的公共作品。
这意味着，新大众文艺不再只是“为大众而写”，而越来越走向“由大众自己写”。过去，很多作品是替普通人发声；今天，普通人借助技术工具开始直接发声。两者的差别，不只是说话者不同，更在于表达的质感不同。被代言的生活，常常经过筛选和重述；自己发声的生活，则带着更强的现场感、身体感和细部真实。新大众文艺的活力，恰恰来自这种未经完全规训的蓬勃生命力。
人机协同还极大地拓展了文艺的组织方式。传统作品通常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创作者完成，受众接受，传播相对后置。而网络内容在AI工具与平台机制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开放生成。一个作品发布之后，不是结束，而往往只是开始；它会被解构、切片、续写、重混、戏仿、拼贴，在不断的再传播中生长出新的层次。作品不再只是一个文本，而是一个持续激活的文化节点。它的生命力不只来自初始创意，还来自后来无数用户赋予它的新版本。
这种变化对于“新大众文艺”的意义，扩大了创作主体，拉长了传播链条，激活了文艺的公共性。
更值得重视的是，人机协同让新大众文艺更容易与地方文化、生活经验和日常语言重新联结。过去，许多文化生产为了追求“普遍性”，常常主动压缩地方性；而今天，恰恰是方言、口音、地域梗、职业语汇、生活场景和民间记忆，最容易形成鲜明传播识别度。AI并未消灭这些差异，反而为它们进入更大范围传播提供了便捷通道。对新大众文艺而言，这意味着文化繁荣不再单靠宏大命题驱动，也可以由无数生活细节共同托举。
基于人机协同的网络内容创作，对新大众文艺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可以让更多人拥有发声能力，让更多生活经验进入文艺系统，让更多作品在传播中持续生长。它不是简单扩大内容供给，而是在重塑文艺的社会结构。它不是在降低文艺价值，而是在扩展文艺边界。
AI不是最终作者
却极大改变了“谁能成为作者”
记者：AI技术正在迅速降低创作门槛，让“人人可创作、人人可发表”成为可能。您如何评价AI在类似大众创作中扮演的角色？
沈阳：AI在这类大众创作中的核心作用，不是替代人，而是把表达的起点大幅前移。过去，许多创意并不是缺少想象，而是卡在执行能力上。不会画、不会拍、不会配音、不会剪辑、不会后期，曾经是无数普通人无法把脑中场景变成公共作品的现实壁垒。
AI的到来，使这些壁垒不再像厚墙，而更像一道可跨越的坎。它让“我脑中有一幕”这件事，不必一定要等待“我掌握了全部专业技能”之后才有资格进入公共传播。
因此，AI不是简单地提高了效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分配了文化生产的入场资格。它让创作从“技术达人的特权”逐渐转向“想象者也可参与的公共活动”。这对大众文化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省时省力，而是某种程度上的表达平权。
但AI真正值得重视的，还不只是“帮人做”，更是“帮人试”。在AI进入内容生产之后，创作越来越像一种快速试错机制。一个念头不必经过漫长准备才能验证，一种风格不必投入巨大成本才能实验，一种叙事不必等待专业团队才能可视化。机器负责展开若干可能性，创作者负责在这些可能性中筛选、修改、舍弃和定调。
AI由此成为想象的加速器，而不是灵感的替身；成为表达的外骨骼，而不是意义的生产核心。它擅长铺开备选世界，但是否值得留下，仍要靠人的经验、判断、情感和价值感来决定。
评价AI在大众创作中的角色，既不能把它神化，也不能把它工具化到看不见。把AI神化，会误以为技术已经替代了创造；把AI看得太轻，又会忽视它正在重构创作秩序。可以把AI视为当代内容生产的“中介增幅器”。它放大的是可表达性，压缩的是执行成本，改变的是创作的节奏与规模。它让更多沉默的人有机会发声，也让更多原本无法成形的念头获得初步形态。它不是最终作者，却极大改变了“谁能成为作者”。
当然，AI并不会自动带来高质量的内容。门槛降低，并不等于价值自动抬升；成片更快，也不等于作品更深。技术降低的是制作难度，不是思想难度；减少的是操作阻力，不是审美挑战。真正决定一个作品能否打动人的，仍然是观察是否真实、情绪是否准确、结构是否有力、判断是否有分寸。AI可以帮助一个普通人迅速生成画面，却无法替代一个人真正理解生活。
因此，我更愿意把AI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化基础设施。它像给大众表达铺设了一条摩擦力更小的道路，但道路通向哪里，仍取决于走路的人。
一个社会若只奖励最快出现的内容
就会慢慢失去奖励最深思考的能力
记者：当AI技术让“造梗”变得极易复制时，也可能导致文化符号的速朽和意义空心化。您认为应如何平衡好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的关系？
沈阳：凡是可以被瞬时复制的东西，往往都难以长久保值。当前的一个重要矛盾就在于：表达的门开得更大了，但真正值得停留的内容未必同比例增加；可见的作品更多了，但可沉淀的意义却未必更厚。如今，造梗变得更加容易，可一旦“容易”本身变成唯一标准，文化就可能滑向一种不断翻新却不断变薄的循环。
平衡技术赋能与文化深度，首先不是限制技术，而是重建评价尺度。文化一旦被“快、像、多、密”四个指标绑架，创作者就会被平台逻辑逼进模板竞赛。谁模仿得更快，谁就先占流量；谁复制得更像，谁就容易被看见。可问题在于，速度能够带来曝光，却无法自动生成价值；热闹能够制造围观，却未必形成记忆。一个社会若只奖励最快出现的内容，就会慢慢失去奖励最深思考的能力。真正健康的文化生态，必须同时具备两种价值：一种是迅速抵达公共视野的能力，另一种是能够在时间中留下回声的能力。
其二，是让AI生成重新回到人的生活现场。机器擅长重组既有样式，却不真正拥有生活；模型擅长预测下一个合理词语，却不真正经历一个人的困惑、伤痛、喜悦和挣扎。凡是真正有厚度的作品，都必须带着现实的阻力与经验的纹理。没有生活打底，AI很容易把文化变成一锅味道统一的预制汤。
其三，是建立更清晰的生成伦理和责任意识。AI参与创作本身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责任链条被隐去、来源边界被模糊、内容真假被故意混同。一个成熟的内容环境，不能只追求生成自由，还必须保证认知清晰。公众有权知道什么内容经过生成加工，有权知道什么内容经过深度合成，有权知道责任主体是谁。信任是数字时代最昂贵的文化资本，而信任一旦被频繁透支，再热闹的内容生态也会迅速失去根基。
真正有生命力的产品
不仅能完成表达，还能为受众留下参与位置
记者：这些点燃网友二创热情的现象，对主流文化生产，如影视、文学等的创新和传播有何启示？
沈阳：今天的受众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观看一个被封闭完成的作品，他们越来越希望获得进入感、回应感和留痕感。也就是说，作品不再只是“讲给你听”的东西，还越来越需要成为“允许你靠近”的东西。真正有生命力的产品，不仅能完成表达，还能为受众留下参与位置。好的文化产品，未必是最完满自足的产品，而更可能是那些既能完整成立，又能被公众持续讨论、切片、引用和再阐释的产品。
主流文化不能只经营“内容”，还要经营“接口”。所谓接口，不是媚俗，不是迎合，而是让不同层次的受众都能找到进入作品的路径。一个作品如果只有思想高度，却没有进入二创通道，就很难形成广泛传播。一个作品如果只有表面热度，却没有精神纵深，也很难穿越时间。真正成熟的主流创作，应该既有一眼能抓住人的传播入口，又有能让人反复咀嚼的思想深度；既能在短视频语境中被看见，也能在更长时间尺度中被记住。
影视和文学需要重新理解“可传播性”的内涵。可传播，不等于迎合最浅层偏好；可传播，也不等于放弃复杂性。真正高水平的传播能力，是把复杂内容转化为可进入形式，而不是把复杂内容直接砍平。对于影视而言，这意味着人物、情节和台词不仅要在作品内部成立，还要能在社交空间中被引用、被讨论、被重新解释。对于文学而言，这意味着语言不仅要有审美密度，也要保有与当代读者建立连接的触点。真正强大的作品，不是降低自己去追平台，而是让平台时代的人依然愿意走进作品内部。
今天的很多内容之所以来得猛、去得快，就是因为它们只解决了被看见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被记住的问题。影视也好，文学也好，真正的创新，不是把自己做成下一个梗，而是让自己既能进入当下的流量场，又能在流量退潮后保留思想、情感和审美的回响。
归根到底，网络爆梗最值得研究的，不是它能火多久，而是它为何能把如此多的人卷入共同表达；AI最值得评价的，也不是它能做出多少内容，而是它是否真的让更多人的生活经验有机会变成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一个社会的文化活力，不在于它拥有多少会发光的符号，而在于这些符号背后，是否仍然站着真实的人、真实的处境和真实的理解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