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是诗歌的根
——读诗集《率彼旷野》
□ 邱华栋
读了周良彪的最新诗集，作为他的武大中文系校友师兄弟，我明白他名之为《率彼旷野》的意思了。这是《诗经小雅》里的句子，本是写征夫苦楚的，他们“非兕非虎，率彼旷野”，就是说既非野牛又非老虎，却常年在旷野里奔走。况比之下，诗人可不就是文学和诗歌之路上的“征夫”吗？自《诗经》算起，中国诗人在诗的征伐之路上，已经“狂奔”数千年了。这是何等壮观何等气壮山河的壮举啊！
《率彼旷野》所收作品，是从他投笔诗歌创作30年来的作品中选出来的。一个人能坚持三四十年不间断地写诗，也算得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征夫”了。
正因如此，我对他这部诗集的阅读体验，就格外与众不同。记得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杨晓民先生曾以《我谛听着几重声音飞过》为题，评论过良彪的诗歌。他所说的“几重声音”，是指从良彪的诗歌里，听到了诗人灵魂深处发出的多重呼喊，侧重的是主题分析。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跨越30年的《率彼旷野》，就不仅仅是主题的多重叠加，更是题材的宽广和博大了。诗人早已跳出了当年的“小我”，进入到广阔的时代大潮中。是的，这部诗集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紧贴着旷野和大自然，也紧贴着时代和底层民众。
从诗集的编排体系不难看出，自然万物在诗人心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虫鸟之鸣、草木之心、节候之风、胜景之影、岩石之表，7个章节的诗集，聚焦大自然的竟占去5个，而剩余的两个章节（物我之应、天人之问），也内在地与“旷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个诗人写什么，即在题材的选择上，毫无疑问与其所处地理环境和生活密不可分。我知道，良彪的家乡素以“鄂西林海”“世界硒都”“华中药库”闻名，奇山异水举目皆是。浸润于此等“世外桃源”，诗人不可能无动于衷。良彪最大的优势在山在水在草木虫鸟，令人欣喜的是，他将这一环境优势变成了创作优势。
于是，在良彪笔下的自然万物，已然是“天人合一”的有情世界，是对“人非草木”论的颠覆。当然，诗人笔下的“有情世界”，并非简单地与大自然惺惺相惜，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同时，诗人在反思与批判人类违反“自然法则”的种种冲动上，也给予了深刻的诗性揭示。在诗人眼里，自然万物在某种形态下甚而比人类更具有“人性”。相仿，自然万物身上与生俱来的原始属性，在诗人笔下，也时常给读者以“惊恐”，仿佛窥见了万物之“恶”。当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敬畏之心吧。
《率彼旷野》的另一可贵之处是，我们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且是朝气，不是暮气。当然，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诗人亦然，良彪亦然。不是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是朝气，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我是说这部作品里，总体是充满朝气的。这朝气，也许与他近20年的从警生涯有关，与他的性格和职业有关。比如，读他的《我喜欢》系列，我是深有感触的，他从内心深处喜欢这时代和时代的劳动者。读他的“英雄”系列，尤其是《没有你的右边是如此空寂》，我的眼眶是湿润了的。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真诚和牺牲。真诚，是诗人做人和写诗的立场。不真诚做人真诚写诗，诗歌怎能感动读者呢？牺牲，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国为民请命者来自旷野，又坦坦荡荡地复归旷野，这又是何等的生命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或许，这些解读就是书名《率彼旷野》要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吧——脚踩死生大地，心有此土此民！
诚然，作为一个诗路上的“征夫”，良彪的创作之路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灵敏之心、火热之心，是所有诗人的期待，也是我对良彪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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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青铜
□ 陈应松
在楚地广袤的荒野里，在约百年前的一个春天，茂盛的植物在疯狂生长，草芒闪耀着残存的雨水，昆虫在地下掘进，鸟在天空歌唱，阳光刺目耀眼。有黄土翻动的地方，农人们正播下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种子。这里，生命是自生自灭的，历史和纪年似乎遗忘了他们。洞庭湖之南的这片山地，野蒿蓊绿，散发着浓烈的苦味，芦苇和蒲草在湖泽边柔软地摇曳，所有新鲜的叶片都在舒展，一浪浪的土地被翻耕出来，河流蜿蜒，山峦逶迤，他们远离了所谓文化和经济的繁华中心，只有赤脚的农人和散乱的农具，在一丘丘自然起伏的田垄间，在山坡上出现。蓝色的天空无边无际，沩水晶晶流淌，山风澹澹吹拂，三个农民在栽种红薯的土沟中，将一件国宝青铜器，从自家田里给刨了出来。
南方只有小桥流水，白瓷碗盏，没有金戈铁甲，青铜大鼎。那些北方文化中心论的学者，更不相信在楚地这个蛮夷之地，有过青铜时代。还牵强附会找到一个曾在河北做官的宁乡人来当冤大头，说他在河北为官期间，将商代的四羊方尊运回家乡，埋在一块农田里，之后遗忘了，最后被姜氏兄弟挖出。这种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怪论，不值一驳。他为什么要埋下，为什么不能埋深一点？这么沉重的一件珍宝他为何遗弃？……
其实，在楚地的历史中，有着无可辩驳的灿烂的青铜时代，有巨大的铜矿。比如在湖北大冶，比如曾出土过的曾侯乙尊盘，被誉为“青铜铸造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极致水平。而在湖北崇阳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铜鼓——崇阳铜鼓，是中国的铜鼓之父，难道也是从北方偷运到楚地的吗？
比炭河里遗址更早的、夏商时期同样未见史载的盘龙城遗址，也出土了众多制式巨大的青铜器。一样远离商周中心的三星堆遗址，更有震惊世界的诡异青铜。青铜时代，在古老的国度里，南方北方的风格各异，气势不同，但都是青铜时代的巅峰之作，而南方青铜的器物之恢弘奇崛，雄浑磅礴，更加无法想象。四羊方尊显示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是“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也因此，它成为中国的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这是一尊什么样的青铜，不就是有四只羊的方尊吗？不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祭祀用品吗？不就是又沉又大吗？大到是商代现存的最大一件，足足有六十九斤的重量。可那四只羊，有造型极其夸张的圆形犄角，线条流畅可爱，造型奔放沉着，四只卷角羊头与羊颈伸出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方尊腹部及圈足上，其肩饰高浮雕蛇龙纹，尊的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又有一个同样造型奇诡神秘的龙头，整个的纹饰，细腻精美，难以想象的精美，似乎非人工雕刻，三千年前的湘楚工匠简直造化天工。鳞纹、长冠凤纹、夔龙纹、蕉叶纹、带状饕餮纹、细雷纹，它们交相辉映，和谐地组成了这尊青铜无与伦比的匠心与神妙。这个设计者是何方神圣，而铸造者又是什么非凡巨匠呢？
最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为何将这些完整贵重的大青铜弃于草莽？为何会出现在楚地浅浅的荒野中？商周时期的宁乡没有都城的记载，也没有大型墓葬群，这样一件代表王室祭祀规格的重器，为何会孤零零地埋在田间？……这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在这一带山地，除了四羊方尊，还先后发现了三百多件种类繁多、风格神异的青铜器：人面纹方鼎、象纹大铜铙、兽面纹铜花觚、兽面纹巨型铜瓿、云纹铜铙、兽面鸟纹提梁铜戈卣……然而，历史的废墟和遗址无论年代多么久远，终归会发现，在四羊方尊出土的炭河里，终于探明了一个方圆达十四点五万平方米，今存面积二万平方米的古都城遗址，这里有宫殿建筑的地基和柱洞，有坚实的夯土城墙，有整齐的护城河。这个从未进入历史记载的都城，以此两公里的范围内，商周青铜大器几乎都是“偶然发现”的。其中一件象纹大铙，竟然重达二百二十一点五公斤，创造了我国青铜发现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炭河里，考古工作者在青铜的铭文上，总算寻找到了一个方国的国名，这个南方荒草荆莽中的蕞尔小国，却拥有着足可与商朝比肩的大国重器，而荒野之上的城邦，则聚集着一批没有留下姓名的高超工匠。
两平方公里的山野，在这个叫月山铺的盆地，百年来，可以随地捡拾到青铜大器，国宝级的青铜器，冷不丁就会像怪兽一样从土里冒出来，青铜在这里扎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地一位村民，也是在田间劳作，挖出了一件破损的青铜器物，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恰好有湖南省博物馆派驻到废铜仓库挑选文物的师傅，找到这个碎成十多块的青铜物件，将其拼凑组合，闻所未闻的人面纹方鼎现世了，这依然是至今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件以人面为主要纹饰的方鼎。有一个在溪河边洗菜的村民，抬头瞥见裸露的河床有一个青铜古物，轻易地拔出来，竟然是商代青铜提梁卣。本世纪初的一个炎炎夏日，几个小学生在沩水河玩水嬉戏，看到河中沙子里露出一块青铜，于是几个人用小手挖掘，竟然越挖越大，一个重达六十一点九公斤的巨型古铜器——兽面纹瓿出土了，它比国内已知的任何瓿类铜器都要大。河中湮埋的这个铜瓿，成了中国青铜中的“瓿王”，国家一级文物。还有一个村民，在师古寨顶采药，遇到一条蛇，村民一路追赶这条蛇进了一个山洞，结果在掏洞时挖出两件商代铜铙……当然，还有一些从此地挖出的青铜器，在过去漫长的年月，无人监管，流落到国外，成为他国的镇馆之宝。
这里因为随便能刨出古代的青铜，人们无法解释，便赋予了它许多传说。有的说这个炭河里所在的月山铺，到了半夜，空中会穿梭回荡着青铜的呜呜声。此地有龙脉，当年的古人是用方尊来“镇龙脉”的，大铜器为镇山之物，这些尊、觚、瓿、铙、鼎、卣，都有此作用。据说当年姜家兄弟挖出四羊方尊时，曾看见土里渗出过暗红色的水，像血。每当挖出这些铜器，村里的狗就会集体狂吠。还有说当年文物修复专家在给四羊方尊做X光检测时，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模糊的人形轮廓，像是有人在铸造时把什么东西封在了里面……所有的传说，都为青铜的古老包浆，再裹上一层诡谲的迷雾。
不管怎样，青铜是不朽的，冷锈的青铜铭刻着灼热的历史。稻谷渔歌，江花芙蓉里的青铜之音，铸造着楚人的胸怀与血性。吴戈犀甲，长剑秦弓，“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那青铜敲出的神秘祭祀之声，穿越了整整三千年的时光烟尘，在楚地空旷寂静的夜空里，在满天繁星中，久久奔流，缠绕。这历史的回声，缓慢、沉重、盛大、庄严，让一代一代的人，不得不仰望和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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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过往，启清欢
□ 段伟
岁月老了，世界小了。青春与奋斗的时代轻轻合上帷幕。退休，原以为是分号，却不意成了一扇门——门内是热血沸腾的“我们的时代”，门外是静水深流的“别人的时代”。
过往有声，滚烫于心。我的少年，定格在六七十年代的乡下。日子清贫，“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可热忱半点没少。“兔子不吃窝边草”，我却总惦记着路边青枣、田里甘蔗——实在饿，实在馋。小学痴迷刘文学的故事，每天放学绕路经辣椒地，盼着遇上 “偷辣椒的坏人”，好展 “英雄身手”，那份天真执拗的勇敢，是纯真年代的成长礼。
初中在校吃饭，八个人围一桶糙米饭，竹勺轮流分，好几次轮到我时，桶里的饭已明显见少，眼泪便悄悄掉进碗里。父母被生计压得喘不过气，哪里顾得上我能不能吃饱？可正是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让我早早读懂了生活的重量。邻居家永远敞开的木门，饭点时凑在一起的家常，母亲用攒下的鸡蛋为我换练习本时念叨的“再穷不能穷识字”。这些零散的光斑，拼出了那个年代最动人的温情底色。
根系岁月，缓慢向阳。“知不足”而后学，“不知足”而进取。从乡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童年走来，我曾攥着几个鸡肫皮，在收购部柜台前踮脚张望，那是换一支铅笔的全部渴望；也曾每周挑柴带米，揣着一罐咸菜，挤过“独木桥”。咬得菜根，百事可为，一路跌撞，在命运的“小河沟”里扑腾，执着于“做个有用的人”，甚至不惜透支健康去换身外之物。然而，“只要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到头来，攒下一摞鲜红证书。
古人说“当今之时争于气力”，而我们的时代，多争于言辞。我却不屑“巧言令色”。在这种人和事里打滚，难免灰暗，却也生出一些体悟。从教四十年，无官无职，非师德标兵，连县级模范班主任也没摊上。人生低开低走，年轻时常钻牛角尖，想不开都是事；知天命后，想开了，也就那么回事。当了三十二年班主任，做个知足的摆渡人。笔耕不辍，在《人民教育》《北京大学学报》等C刊发稿百余篇，亦有散文见诸《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夯实了生活的里子，才有长久的面子。这些挑灯夜战、披沙拣金的文字，是“发奋能改写命运”的见证。
天助自助者，人间温情是照亮荆棘的光。父母日夜劳作，姐姐周济学费，友人雪中送炭。更难忘余常松老师。先生高标傲世，在“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的世俗下，为我竭力举荐、引我前行。能得余师为吾师，实乃天宠。贵人如灯，如星照明途。
守心如一，通透见性。年轻时爬树摘梨、下河摸鱼，三米宽沟一跃而过；五十多岁还能一口气爬三十层楼。可如今三四层就气喘；当年能背五百首诗词，如今只剩零星；一只烧鸡、半斤酒的饭量，而今，一只鸡腿就饱，小酌辄醉。哥已不是当年的哥，再难与春风对酒当歌。
耳顺之年，繁花落尽，“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不纠结“比上不足”，常念“比下有余”。比起老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已是厚赐。六十年前无愧于心，六十年后抖落风尘换“车道”。“不做无为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颐养天年，于平淡中寻真趣。
阅尽山海，余韵清欢。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人生就是一场渡劫。顺境熬秉性，逆境熬心性。岁月熬去浮躁，熬出淡定。我们的时代已落幕，但精神火种未熄；清贫中的奋发、困顿中的相助、温情中的坚守，凝成生命底色。
十年前信命运，十年后信自己。年逾花甲，身无恙，心无忧，思而明，仁而厚，妻贤家和，兰桂承欢，俗世之福，大抵如此。“无用方得从容”，愿以宽格局观风云，静心境品烟火。不羡慕、不攀比；不翻旧账、不赊新愁。心干净，身舒坦；桑榆未晚，晚霞生辉。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属于身体好的。”自尊、自省、自励。“不想上学，不想上班，不想上医院，不想上西天。”前两句已成烟，后两句常驻心。春有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累歇烦静，快慢由心，清闲自在。人呐，活着就好，谁能预知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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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日头
□ 刘国安
说起晒日头，就是晒太阳，晒日子
初冬过后，荒原剩下几堆草垛
和一些地里蒸发的雾气
生活总是清汤寡水
庄稼人难得有片刻休闲
墙角下，几只麻雀
拾捡地上遗失的秕谷
墙头鸟巢里又多了几根新草
底下晒太阳的三五成群
一部分，下岗的门牙部队
另一部分，稚嫩的乳牙部队
青壮年在城乡之间迁飞
好日头是雨水熬出的宿命
不要问稼穑几成
真相，游离在昼夜之外
几名留守妇女饶有兴趣地玩着
一种“上大人”的纸牌
牛子哥嘴里叼着一根大公鸡
在一旁搬弄他的木工绝活
二婶专心致志纳着绣花鞋垫
纤绳在时空中晃晃荡荡
老母亲拿起一根枣树枯枝
敲打着棉絮上的灰尘
村口传来鸡鸣狗吠
久违的暖阳，烘托一个
酒醉微甜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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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日映故园
□ 郭扬华
“红日”二字，自带暖意与亮色。
我的故园嵌在“红日”里，旧时唤作当阳县河溶区官垱公社红日生产大队。郭家岗的炊烟、杨家竹林的风，七个生产小队串联起千余人生计。漳河如碧绸绕村西，淯溶公路似墨线描村东，圈出三平方公里沃土，稻棉相间，岁岁有望丰年。
初中时曾戏作打油诗：“红日是个好地方，渠道成网田成方，路西棉海白茫茫，路东稻花阵阵香。”如今重读，字句虽浅，却藏着少年眼底纯粹的光，那是稻浪清香、棉桃洁白，是刻骨的故乡印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强先生《红日》问世，竟与故乡同名。这巧合成了乡亲们的谈资，与外村人闲谈时，总带着傲娇说：“咱村，跟那本名著一个名儿哩！”
故乡真正声名远播，是“农业学大寨”年代。粮棉产量岁岁攀升，棉花单产居全县前列，成了远近闻名的“金字招牌”。
我生于斯长于斯，年少骄傲皆系“红日”。出门在外被问籍贯，一句“我是红日村人”，便足以让腰杆挺直，眼底光亮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与自豪。
倏忽十余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遍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各地旧貌换新颜，昔日贫瘠之地亦迎蜕变。
彼时我已入大学，暑期返乡见故乡依旧，心头五味杂陈——有重逢的亲切，更有停滞的怅然。课堂上老师描绘的农村图景鲜活，可我的故乡似被时光遗忘。念及此，焦灼与期盼油然而生。
旧日往事涌上心头：夏日男人们赤臂听批判报告，满脸茫然；青黄不接时稀粥就咸菜，仍踏晨露交“爱国粮”；寒冬乡亲赴水利工地，工棚挡不住寒风，咸菜填不饱饥肠，却个个眼神坚定，透着不服输的韧劲。
如今回望，旧时“富裕”不过是自我慰藉。或许是“学大寨”光环遮了视线，或许是眼界所限，或许是面对剧变惶惑，红日村渐褪荣光，成了寻常村落。我常伫立漳河岸边，默念这片土地何时能挣脱束缚，重获生机。
1990年春，我已在外工作。村支书和主任寻来，兴冲冲说家乡变化大，出了专业户、万元户，还办了企业。我满心欢喜，留他们吃饭，还托人帮村里批了贷款建养鸡场。
千禧年夏，我因工作路过红日村，眼前一亮：公路旁小平房换成两层洋楼，院里停着农用车、拖拉机，房前屋后禽畜嬉闹；村办企业有声有色，村委会、村小学也扩建翻修，格外敞亮。
与远房兄弟闲谈，见他们底气十足、红光满面，穿着得体显自信。他们热情留饭，嫂子弟妹也拉着不让走。我虽有工作，仍多留半天小酌，只为多看几眼家乡新貌。
后来我调任外省，步履匆匆间竟再未归乡。退休后中学同学聚会，才圆了归乡愿。我独自踱至村委会，与年轻人闲谈，一位中年女性细说变迁：周家店、常家湾等村落及红旗、红升两村，已陆续并入红日村。如今村域近十平方公里，两千八百多乡邻在此繁衍生息，烟火更浓。
村域整合后，故土攒足干劲：乡亲或外出打拼，或深耕土地，调整产业结构、重组村办企业，更催生出第三产业。村里牵头成立蔬菜、养殖等多个合作社，零散力量拧成绳，托举经济二次腾飞。乡邻日子如田埂草木，愈发繁茂，眉眼间尽是舒展。
岁月无坦途，这两年受疫情余波影响，企业遇生产成本上升、市场萎缩等困境，合作社农产品也曾销路不畅。但村干部谈及此，眉眼并无愁云，话语条理清晰，那份笃定足以让人安心。
这份底气非空中楼阁。党的二十大绘就的乡村蓝图春风化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振兴之路稳步铺就。我坚信，红日村定能踏过沟坎，在乡村振兴暖阳里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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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鹤的孑立
□ 谭成举
一只鹤，在浅滩孑立。
痴迷而坚毅，
将河水坚守成寒露的凛冽。
我也相形而矗。
等风？等雪？
等那个一直抹不去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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